从“乡土中国”到“生态中国” ——以山东潍坊杨家埠村遗产旅游业为个案

第四期 / 社会关注

从“乡土中国”到“生态中国”

——以山东潍坊杨家埠村遗产旅游业为个案

作       者：荣树云

作者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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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介入乡村的“生态中国”[1]之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与“乡村”成为现代与传统、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穷、科技与手工、科学与迷信等的代名词。城市吸引了大批的乡村劳动力进入其中成为“城里人”，而被抽离劳动力的乡村其社会结构遭到破坏，后工业时期的乡村不再是费孝通说的：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富裕的，因为他们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平衡的社会单元。

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但礼治社会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2]但在信息社会里，城市文化由上向下感染乡村，导致乡村主体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他们的身体虽是乡土的，但“眼光”却是城市的。乡土社会的风俗与礼俗搁浅在“城市”与“乡村”的断裂处。“传统”在社会秩序中发生了变迁，建立在传统之上的“礼”因此失去了社会效力。用梁漱溟先生的话说，这是因社会变迁导致的社会秩序的失调，即文化的失调。费孝通先生在《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一文中说：“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我们的文化传统正在吸引我们的政府和人民的重视……并试图从我们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当中来寻找解决西方现代文明内在矛盾的方案。”[3]所以，今天中国乡村的贫穷不只是政治、经济的原因，更多是传统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的失效。因此，发展乡村要从乡村的传统文化入手，要重新认清传统文化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而不是一味地被“高科技的神话”所绑架。因此，在当下的乡建中，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才提出了“美丽乡村建设”的概念，而不是“富裕乡村建设”。这是站在文化的高度，重新唤醒乡村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美”变成“新的文化的可视性形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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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艺与美丽乡村建设：

一个遗产旅游村的发展启示

21世纪初，以农民为主体的“美丽乡村建设”成为我国当今乡村社会发展的显著特质。尤其是传统文化丰厚、民俗文化完整、民间艺术知名的传统村落，成为当地文物保护单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相关文化部门眼中最需要保护、发展、改造的“地方性知识”[5]。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对传统村落实行“以保护为主，旅游带动经济为辅”的发展策略，如此一来不仅改善了当地的基础设施，也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收入、优化了地方产业结构。民俗（遗产）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认识。

对于农民来说，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是建立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自觉还是“自上而下”的国家召唤，这两者的区别反映了村落传统文化因子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是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提出，对乡村发展意味着什么？它是一种社会发展方案还是单纯为了保护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能带动旅游业的发展？非遗旅游业对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因素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回答。笔者以山东潍坊杨家埠村遗产旅游业的发展为个案，探讨从“乡土中国”到“生态中国”的新路径。

（一）杨家埠村的前生今世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杨家埠村，以浞河为界分为东、西杨家埠村。其中西杨家埠村，因民俗旅游业的发展，成为国内有名的4A级旅游景区，知名度由此日渐攀升。2005年以后，该村的木版年画与手工风筝也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闻名大江南北。久而久之，西杨家埠村逐渐被人们口头上称为“杨家埠”，当地人发音为“杨嘎埠”。据2016年村委统计，全村共有420户，1465人，除三名从云南嫁过来的彝族妇女外，全系汉族人。目前，村内的可视性标志有四部分，一是北进村口的仿清代门楼牌坊；二是正对门楼的年画风筝一条街；三是街道两旁的仿明清式二层古楼居民区；四是杨家埠民俗大观园风景区。

杨家埠村始祖杨伯达于明洪武二年（1399）从四川成都府梓潼县迁民而来。明隆庆六年（1572）因水患，多数人迁至浞河以西的高地，姓氏、地理位置（方位）、地貌特征共同形成了“西杨家埠”，使杨家埠村具备了一定的故事性。杨家埠的祖先迁民此地时，就拥有非同寻常的手工技艺——雕版、纸扎、草编等，是迁民而迁艺的村庄。从该村的发展历程看又充满了地域文化性。该村位于山东半岛北部潍坊市寒亭区东南方1.5公里处，东靠浞河，与东杨家埠村相望，北邻齐家埠，南与东、西三角埠接壤，西北与赵家埠相邻，村落呈形状规则的东西式长方形，东西约860米，南北约500米，面积约43万平方米。该村既与其他自然村毗连又紧邻寒亭镇，寒亭镇是一个贸易大镇，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其具备了深厚的民俗性与商贸性。

（二）杨家埠村产业结构的变迁

在解放以前，该村93%的村民以农业为主，少数人从事私营商业，多为小商小贩式小本经营。祖传的木版年画、风筝扎制、拉扇、编泊箩等传统手工艺成为贴补家用的副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大力发展农业，村里实行农业合作化。年画、风筝等手工业作为村副业，由村各大队组织进行集体生产。此时的年画、风筝不再是家庭生活的经济来源，而是政府用来宣传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工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年画被列为“四旧”，遭到毁灭性打击。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地政府以该村的“风筝”和“年画”艺术为依托，搞乡村旅游业，既扩大了当地的知名度，也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让一个普通的传统手工艺村庄变成了驰名中外的“4A级旅游景区”。2006年杨家埠村的年画、风筝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后，作为“双遗产”村的杨家埠，成为当地政府眼中最值得投资建设的新农村——抓住机遇将“民俗旅游”升级为“遗产旅游”。于是，当地政府找到了“一条能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新道路，这似乎是一条真正的人类文化和经济共同发展的可持续之路”[6]。

通过观察该村产业结构的变迁，既能看清不同时期杨家埠年画业的发展状态，又能看清在不同社会时期传统手工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内在关系、传统手工艺在村落社会秩序中的功能与地位、传统手工艺与村落文化之间的联动关系，为遗产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些许的历史依据。

（三）非遗语境中的杨家埠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为了适应遗产旅游业的发展，村内经营的不仅仅是传统年画、风筝，几乎潍坊地区代表性的民间手工艺——剪纸、泥塑、碑刻、红木嵌银、布艺、葫芦雕刻、根雕等，在年画风筝一条街上都能买到，这构成了杨家埠“遗产旅游文化产业”的主要经营内容。在“非遗”“民俗”“传统文化”“工匠精神”等各类标签下，杨家埠木版年画已经不是植根于浓厚乡土气息的、与生活紧密相连的村副业，而是变成迎合现代都市人群需求的“旅游纪念品”“大众文化产品”“收藏品”“民间工艺品”等。“非遗旅游业”的发展虽然让木版年画的传统手工技艺得到了传承，也使杨家埠木版年画业产生了垄断，转型后的年画店不再是以传统的单页年画的生产销售为主，而是以各种形式的、传统经典画样的、线装画册为主。如今按照现代市场生产成本计算，没有上百万的资产，是无法成立一家满足现代市场需要的年画作坊的，这种从业门槛的提高，其实将有意愿从事木版年画生产的普通百姓挡在了门外。传统的年画家庭作坊，只需要一套灶王版、有光纸、颜料等生产资料，就可以让老百姓过个“肥年”，但非遗语境中的木版年画生产方式已经成了逝去的“集体记忆”。

（四）从木刻年画到机器年画

在杨家埠村村民眼中，他们年年生产的年画只是用来贴补家用的营生，而不是媒体与专家眼中的“艺术品”。进入后工业时代，农村中原有的一套适合农业文明的宇宙观、农业知识体系、生活样式发生变迁后，村民毫不犹豫地扔掉他们的“传统”，一心向着“现代化”前进，“手工”成为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因此，“木刻年画”也成为被社会淘汰的“物”，从而转向了“机器年画”。机器年画虽然丢掉了本雅明所谓的“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灵韵”[7]，但是它的社会功能没有改变，继续服务于乡村中的民俗仪式。而木版年画的使用功能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不再服务于“民俗事宜”，转而成为少数文化精英用来收藏、观赏、研究民俗的“艺术品”。

当村民把不能印画的木版以“换糖吃”的价格出售给其他画店或者有眼光的收藏者时，短短几年内一套老木版的价格就变成了以“万”“十万”为单位，再次出售给某些博物馆、收藏者或传统手工艺爱好者。面对此情此景，有些村民后悔得“吃不下饭”，这就是村民对自身文化“后知后觉”的结果，以及对手工艺品的认知价值的缺失。这也说明文化在社会中的功能与价值，既有“显在”的成分，即“拿来就用”，也有“潜在”的作用，即价值挪用，这种价值挪用往往需要专业的眼光才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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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谁是新村建设的评判者？

在关乎乡村建设的成败决策面前，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应该给出实事求是的、全面的、恰当的分析与阐述。据笔者的田野调查，到2010年为止，新村改造后的村民耕地以及集体用地几乎全部出售完毕，他们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村民集体住进了楼房[8]，成为城市打工者：

一、村民无论老少一人一年大约1200元的土地补偿费。

二、村内大约10%的家庭在年画风筝一条街上从事年画、风筝的生产销售，其他经营者都是周围村子（如马宿、仓上、南纸坊等村）的村民，年画风筝一条街是政府发展遗产旅游业的“核心产业”所在地。

三、乡村中青壮年几乎都去城里打工，以此养活一家老少。

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了解到，村里的青年人大多白天去临近的市区上班，晚上回家吃、住。老人在家负责照看小孩子或接送孩子上学，丧失劳动力的困难户只能依靠村里的“贫困补助金”勉强生活。本村60岁以下的村民可以通过某项手艺双向自愿选择进入民俗大观园谋得一份差事，还有的村民以一个月700元的工资成为村内的环卫工人以及周边饭店的临时工。这样看来，似乎村内的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总体来看，改造后的杨家埠村出现了以下特征：

1.贫富差距加大。在老百姓眼里，当官的不用愁——有钱；“有本事”的人在外面干大事——挣大钱；与非遗搭边的传承人——名利双收。

2.村民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出现分化。有的村民成了美术大师、国家级传承人、乡土文化的代言人，还经常出国展演。在老百姓看来又出风头，又能挣钱，还不累，这造成了一些老百姓心理的不平衡。

3.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有的村民在这次“新村改造”中名利双收，有的家庭则反倒不如从前。

4.民俗民风淡化。推进城镇化使杨家埠村的农耕文化消失殆尽，一个乡村如果没有了土地，一切以“农事”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耕作仪式、岁时节令以及建立在土地上的人情关系也就基本消失了。

从目前遗产村的发展状态来看，土地被作为“商品”卖给开发商，乡村的空间被“外面来的”按照他们的“规划”进行设计改造。村民则被安排“进楼”，在这种乡村改造的过程中，民众丧失了解释他们文化的权力，致使村民在这场乡建运动中集体“失语”，经济利益最大化成为村落开发的价值依据，民风民俗类乡土文化随着“失地”而“失效”。如中国艺术研究院方李莉教授所说的，“这不仅是一种西方文明对非西方文明的殖民，也包括了精英文化对民间文化的殖民。这就是一个谁拥有文化解释权力的问题，以往的民众虽然是文化的弱势群体，但他们还掌握着一套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地域性的文化体系，但在未来的发展中他们有可能会失去他们文化的全部。即使未来的大众文化也不会属于大众，而是属于文化产业、属于商业化的符号经济”[6]72。这里的村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是：“杨家埠民俗大观园盈利还行，如果哪天不盈利了，卖了地的老百姓可能连吃馒头的钱也不知道从哪里来。” 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赵旭东教授所说：“今天个体的自觉不但使得个体存在的意识得到了加强，而且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也在发生着一种深度的改变。即可以说，这是从集体意识的文化自觉时代的缺少自我意识的生命关怀，转换到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价值的判断和衡量上来的一种转变。[9]”这种来自生命的关怀，发自每一个村民的生存本能。

那么，艺术家介入乡村建设，用“美的眼睛”挖掘乡村的“美”，就不只展现了当地经济水平的提高，更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关怀。艺术家在进行乡村建设时遵循的原则如渠岩在“许村计划”中强调的：“发现乡村价值，重估乡村价值，修复乡村价值。”近百年来，中国不断在学习西方，物质发展得到长足的进步，但价值观越来越模糊，其中“修复乡村价值”，就是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修复中国传统文化。这也是国家发展的大方向，城市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乡村为代价，“美丽乡村建设”不仅要使乡村富裕，而且要使乡村的人文环境得到改善，乡村与城市是一个国家的“一体两面”，而不是贫穷与富裕、落后与先进的二元对立。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就是让乡村的美呈现在世人面前，使生活在农村中的人不仅有得天独厚的绿色生态环境，也有朴素主义美学的人文环境，使生活在乡村的人自信地栖居在充满诗意的田间地头，而不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文化产业财”。

注释

[1]“生态中国”概念早在90年代便已提出，后成为国家发展建设重要政策。此前的“生态中国”更侧重环境友好，本文则更强调人文生态，具体而言指的是方李莉教授所提出的高科技加传统文化，即在“互联网+新能源+工业4.0”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可参考方李莉《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一文。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4—56.

[3]费孝通.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J].西北民族研究，2002(1)：18—24.

[4]方李莉.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人类学家与艺术学家对话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6.

[5][美]格尔茨.地方性知识[M].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222.

[6]方李莉.“文化自觉”视野中的“非遗”保护[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5：64.

[7][德]瓦尔特·本雅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胡不适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92.

[8]仿明清建筑的二层楼，笔者走访过许多家村民，这些村民的楼房从外部看几乎是一样的，根据盖的时间段不一样，略有差别，但是，根据内部的装修，一家的经济状况如何非常明显，有的人家的房屋内部，连门都没有，还是毛坯房，一家人住在里面，显得格外冷清。

[9]赵旭东.个体自觉、问题意识与本土人类学建构[J].青海民族研究，2014，25(4):7—15.